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人工智能（AI）正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關鍵領域，其發展不僅依賴于技術突破和人才積累，更需要高效的資本支持。風險投資作為連接技術創新與產業化的重要紐帶，在AI企業的成長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當前中國風投業在助力AI產業發展方面仍存在諸多挑戰，如資本結構失衡、投資短視、市場波動劇烈等問題，導致AI初創企業難以獲得穩定且長期的資金支持，影響行業整體競爭力。本文認為，優化風投資本結構、引導耐心資本進入、借鑒國際成功經驗，并構建更加合理的政策環境，是推動中國AI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
現狀與問題分析
近10年來，人工智能崛起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中國高度重視AI產業，在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給予了系統性支持。在過去30年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相互促進，中國創業投資（VC）/私募股權投資（PE）行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實現了迅猛發展。在助力創新和實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該行業成為僅次于互聯網的高成長行業之一。1999—2021年，中國VC/PE機構數量增長了150倍，從業人員數量增長了110倍，管理資金規模增長了600多倍。自2015年起，中國VC/PE市場規模穩居全球第2位。風險投資作為創新資本的主要提供者，在中國AI創業生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一批領先的本土VC/PE機構崛起，活躍于AI等科技領域，為初創企業提供資金、資源和戰略指導。與此同時，國家產業政策和政府引導基金的大力投入，也使大量資金涌入AI賽道。資本的青睞助推了一批AI獨角獸企業的出現，如計算機視覺領域的“AI四小龍”（商湯科技、曠視科技、依圖科技、云從科技）、自動駕駛初創公司（如小馬智行、文遠知行等），以及蜂巢科技等小米生態鏈AI企業。
雖然風投在助力AI產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當前中國創投生態和AI行業的發展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和挑戰，需要冷靜分析和有效解決，才能讓風投業更好地發揮促進中國人工智能技術與產業發展的作用。
國有資本擴張與民間資本活力不小樹屋足導致的市場失衡
近年來，國有資本在創業投資領域的影響力迅速上升。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國有企業所屬投資平臺、大型政策性銀行資金等紛紛進入VC/PE市場。在支持關鍵技術和補短板領域，國資背景資金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也出現民間資本被擠出、市場活力下降的苗頭，帶來潛在的失衡。
據統計，近年來中國新募創投基金中，政府引導基金等國有有限合伙人（LP）出資占比大幅提升。VC/PE機構背后的LP構成從過去以高凈值個人、產業資本、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為主，轉變為以政府出資為主。在2023年，政府機構、政府出資平臺及政府引導基金的累計披露認繳出資額占新募集人民幣基金總規模的40.6%，較上一年增長了1.4個百分點；緊隨其后的是產業資本以及個人和家族基金，分別占比26.7%和10.5%。從新募集人民幣基金的LP屬性來看，2023年具有國資背景的LP（包括國資參股和國資控股）披露的認繳出資總規模約為1萬億元人民幣，占LP出資總規模的77.8%，較上一年提升了4.6個百分點。2024年上半年，國有控股和參股LP的出資占比高達81.2%，顯示國有資本在中國創投市場中的主導地位。此外，2024年上半年新設基金認繳規模在1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共171支，其中有國資背景LP出資的基金數量占比均在90%以上。換言之，官方資金正成為創投行業最主要的“金主”。雖然這保證了資金供給，但也意味著投資決策可能受到行政因素影響，市場化程度下降。
不少市場化民營創投機構反映，近年募資越來越難，中小基金生存壓力大。一方面是資管新規等政策影響下，銀行理財、信托等以往民間見證資本來源受限；另一方面，當大筆政府資金涌入市場時，社會資本往往選擇觀望，期待政府先行試水。這導致純市場化基金募資不足。根據“投中網”的數據，2023年中國VC/PE市場新成立基金數量達到8322支，較上一年下降了4.7%。同時，新成立基金的認繳規模總計為6140.6億美元，較上一年減少了9.4%。2024年上半年，中國VC/PE市場新成立基金數量為2393支，同比大幅減少39%；募集資金規模為2195億美元，同比下滑38%。民間資本活水不足，會削弱創新投資的多元性和靈活性。
國有資本在投向上往往更加趨同于國家戰略重點，且有行政考核壓力，存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可能傾向于低風險項目和成熟期企業。而民間VC更擅長發掘小而美的早期項目、商業模式創新等。一旦民間力量不足，可能無人青睞那些短期難見效但有潛力的初創團隊。此外，國資基金由于體制原因，投資決策鏈條長、審批多，錯失戰機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和快速迭代的創業節奏未必匹配。這些都可能影響對AI前沿項目的及時支持。
當某些領域國有資本大舉進入時，可能擠出原有民營投資者。例如，半導體、新能源等需巨額投入且國家重點支持的領域，大基金和國企資本占主導，民營VC要么跟投，要么干脆不涉足。這會導致市場的示范效應：后來者都仰仗國資，不愿自主承擔風險，投融資等”“靠”思想嚴重。長遠看，如果資本生態只有國資一枝獨大，缺乏多元博弈，不利于形成創新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主導資本的擴張有其歷史必然性和積極面——彌補市場失靈、引導長期投入。但要防止矯枉過正，保持國資與民資的良性互動。當前，民間資本信心不足、活力不夠，原因除上述資金面因素外，還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制度環境問題。
“一哄而上”和“一哄而散”現象
中國創投圈長期存在隨風口蜂擁而入、遇挫又迅速退潮的“群體性躁動”現象，在AI領域表現尤為明顯。當某一AI技術或應用成為熱點時，各路資本蜂擁而上；而一旦形勢不及預期或政策環境收緊，又可能一哄而散。這種“追潮逐浪”式投資導致行業周期性波動和資源錯配。
2016—2018年AI熱潮中，計算機視覺、無人駕駛等賽道吸引了過度樂觀的投資，不少創業公司在尚未形成穩定盈利模式時便獲得高估值。結果有的公司“燒錢”過快后繼乏力，投資方血本難歸。近期的生成式AI熱類似地引發融資狂潮。大量創業團隊一哄而起注冊公司，試圖蹭上大模型的概念。然而，市場容量和技術壁壘使得大部分跟風者難以為繼。有數據表明，在ChatGPT發布后不到2年時間，中國新注冊了數以萬計的AI相關企業，隨后又有相當比例迅速倒閉。據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數據統計，從ChatGPT面世的2022年11月30日到2024年7月29日，全國新增的87.8萬家AI相關企業中，有78612家（約占8.9%）已在600天內注銷或經營異常。2022—2024年，中國注銷或吊銷的AI相關企業超過20萬家，近10年累計消失了35.3萬家。這些數字反映出相當多的創業公司曇花一現，可能正是投資熱退潮時被市場淘汰。如此短周期內大量公司關閉，意味著投入的社會資源和資本很大程度上未能產出相應成果。
在政府大力倡導AI某些領域的應用時，相應領域融資激增；而當監管政策收緊（如對數據隱私、算法監管加強）或國際形勢生變時，資本又迅速轉向他處。這種政策驅動型投資短周期在國內相對多見。它一方面體現了中國資本市場對政策導向高度敏感，另一方面也造成某些細分領域投入急劇升降，不利于沉淀長期能力。
“一哄而上”導致同質化嚴重、資源浪費，抬高成本卻缺乏核心創新；而“一哄而散”則使項目半途而廢，造成技術時租空間斷層和投資損失，破壞AI產業可持續發展。這種非理性循環也挫傷了投資人的信心。如何平衡資本熱情與理性，是擺在創投業面前的一道難題。在AI這樣高度不確定性的前沿領域，更需要防范過度逐利的投機行為，使投資回歸長期價值發現的本源。
歸根結底，“一哄而上”和“一哄而散”的現象，不只是資本理性缺失的表層表現，更是預期機制薄弱、投資情緒管理缺位的結果。一方面，投資者在政策導向、技術熱度與媒體話語的共同影響下容易形成群體性“預期共振”，情緒在短期內劇烈波動；另一方面，缺乏穩定透明的中長期政策信號與投資評價體系，導致投資人難以判斷真正具備長期價值的技術方向。這些因素共同造成社會資源錯配與結構性浪費，成為AI產業健康發展的重大隱患。因此，有必要從制度建設、公共信息供給、媒體責任、行業自律等多方面入手，穩定投資者預期與集體情緒。
資本短視與投資者缺乏耐心，難以支持長期基礎研究
風險投資應在高風險、高收益的創業項目中扮演“耐心資本”的角色。然而，現實中許多投資機構受制于基金存續周期和LP回報要求，傾向于追求“短平快”的項目退出。在中國，這種資本短視現象較為突出，直接影響了對AI領域長期基礎研究和硬科技攻關項目的支持力度。
不少VC傾向于投資能在1—2年內看到明確商業化路徑的AI項目，如面向消費互聯網的AI應用、企業服務AI解決方案等。而對于那些需要長期投入、不確定性高的基礎研究型項目（如底層算法創新、新型AI芯片架構研發），大多數投資者缺乏耐心去等待其技術突破和市場成熟。即使投資，也是寄希望于短期內找到應用場景快速變現。這導致基礎創新項目融資難，很多前沿技術團隊在早期因資金斷供而被迫轉型或放棄。
資本短視的直接后果，是創新鏈上“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無人問津。前者指“從0到1”的原始創新起步缺錢，后者指成果產業化前夕缺乏耐心陪跑。中國在某些“卡脖子”技術上尚未突破，與長期以來社會資本不愿投入基礎研究環節有一定關系。當然，需要辯證看待的是，風投有逐利本性，要求其完全像科研資金那樣長周期投入并不現實。因此，更需要特殊機制和政策來鼓勵和引導一部分資本成為“耐心資本”，補齊市場短視帶來的不足。
其他阻礙風投助力AI產業發展的制度性、結構性因素
除了以上主要問題，當前還有一些制度環境和市場機制方面的因素，制約了風投在AI產業中發揮更大作用。
退出渠道與監管不確定性。雖然科創板、北交所的設立豐富了退出渠道，但審核標準、二級市場表現等不確定性依然讓創投機構心存顧慮。特別是對尚未盈利的AI企業上市要求、估值波動，使VC對退出時間和收益難以預期。同時，一系列針對平臺經濟和數據安全的監管措施出臺，也影響了某些AI相關企業的前景，進而影響投資意愿。
管理機制僵化。國有背景的投資基金在管理上往往受到行政體系約束，如基金管理團隊的任期與考核周期較短、管理人員更替頻繁。這導致難以執行長期策略，基金經理更關注任期內能否出成績。而決策鏈條長、審批慢也削弱了對快節奏項目的支持。某些制度僵化甚至滋生“只求不犯錯”的消極態度，不利于大膽試錯的創新投資。
對民營企業的保護不足。一些民營企業家對自身財產和企業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憂慮。這源于少數案例中民營企業在做大后遭遇股權糾紛、行政干預等問題，使投資人對民企的安全性存疑。如果法律不能切實保障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合法權益，資本會對投入其項目有所保留。
大企業與創業公司關系。中國的科技巨頭公司在AI領域布局廣泛。它們既是投資者，又是競爭者。這種關系有其復雜性：巨頭一方面通過其投資部門入股初創企業、支持生態，另一方面也可能自行開發類似產品與初創公司競爭，甚至利用資源優勢壓制后者。創業公司會擔心“大樹底下寸草不生”，而投資人也顧慮所投公司未來會不會被巨頭擠出市場或收購吞并。
人才與認知局限。面對前沿的AI技術，不是所有投資經理都具備深刻理解能力。懂科技又懂市場的風投人才短缺，使許多機構跟風投資時難以識別真正有價值的技術，或者因為不理解而錯失良機。
AI產業的高門檻與估值困境。AI產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難中，既有與其他新興產業共通的因素，也存在一些高度特殊的障礙。尤其是以大模型為核心的新一代AI技術，模型訓練所需的大規模數據、算力資源和頂尖人才，構成極高的初始投入門檻，使得早期項目在尚未講座具備穩定產品或收入前就已消耗大量資本，加大了風投機構的財務壓力與退出風險。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AI產業尤其是大模型賽道難以適配傳統“快進快出”式投資邏輯，導致資本在面對該類項目時更為謹慎甚至觀望，影響投融資兩端的積極性。
綜上，這些制度性、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降低了風投支持AI產業的效率和信心。當前創投生態需要進一步優化，唯有通過政策調整和制度改革破除障礙，才能充分發揮資本的推動作用。
政策建議
為充分發揮風投在推動AI產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針對現存問題，提出如下6個方面的政策建議。
發揮“三層資本”優勢，促進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和官督商辦資本的合理分工
自漢朝以來，中國一直是三層資本、三層市場。頂端的是國時租空間有資本，國計民生很重要的一些領域由國家占主導地位；底下的廣大中小型、微型企業都是民間資本；中間是國有資本跟民間資本互動；進而形成了近代所說的官辦、商辦（也就是現在的民營企業）和官督商辦3類企業。3類企業比較均衡發展的時候，國家的經濟就發展得好，比較穩定。在風投領域，也要明確3類資本功能定位：國有資本適合承擔國家戰略導向的項目，投入基礎研究、重大共性技術平臺等高風險低回報領域；民間資本長于市場敏銳度和效率，主要支持商業模式創新和應用拓展，哪怕“小切口”也能快速做大，通過競爭提升產業活力；官督商辦資本介于兩者之間，可由政府設立方向和原則，交由專業團隊市場化運作，重點投資中試轉化、產業鏈協同等需要政府和市場結合發力的環節。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國有資本在承擔戰略性任務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AI領域，應鼓勵國資聚焦于那些民間資本不愿進入但對國家長遠發展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型”項目，如算力平臺、基礎數據資源池、AI操作系統和底層開源框架等。這類項目往往投資周期長、回報機制不明確，但外部性強、生態意義重大，民間VC因風險高難以介入，需由國有資本率先承擔建設責任。通過設立國家級“AI基礎設施專項基金”，由國資主投、民資跟投，并配套“長期考核+階段目標”的管理方式，可發揮國有資本“奠基石”和“壓艙石”作用，帶動整個AI產業鏈能力躍升。
優化協同機制。建立信息溝通與合作平臺，讓3類資本互通有無。例如，建立國家新興產業投資協同平臺，定期發布重點項目清單、技術攻關需求，國有基金先期投入并提供風險緩釋措施，引導民間VC跟進。在地方層面，可推廣“投資組合”模式——一個重點AI項目的融資中同時引入政府基金和民營機構，政府基金作為劣后或提供部分擔保，增強民資參與意愿。這樣既能撬動社會資本，又防止國資“大包大攬”擠出民資。
防止各自為政和重復投入。目前，不同部門、地區的政府引導基金眾多，可能存在定位重疊、爭搶項目的情況。應加強統籌，明確不同行政層級基金的分工（如國家級基金投向全國性戰略項目，省市基金支持本地特色產業等），避免無序競爭。對于民間資本，也應防止一窩蜂涌向某賽道造成“泡沫”。監管層可以通過窗口指導、發布投資風險提示等方式，引導資本理性。
優化國資風投基金管理，借鑒淡馬錫經驗，改革領導任期制度
學習淡馬錫模式。新加坡的淡馬錫公司是國資市場化運作的成功范例。1974年，新加坡政府將原本由其財政部直接持有的投資與資產轉交淡馬錫公司按照商業原則管理，使財政部門專注政策制定與監管。概括來看，淡馬錫模式的本質是“官督商辦”，即國有資本按市場方式運營。借鑒這一經驗，中國可以探索將部分政府產業投資基金轉為公司化經營，由獨立的專業投資公司管理運營，政府不干預日常投資決策。通過公司章程確定國有資本的投資目標（如支持國家科技戰略、追求長期回報），但授予管理團隊充分自主權。這樣既保留了國有資金的戰略導向，又能引入市場化考核，提高投資效率。
改革任期考核。針對政府背景基金管理層頻繁調動、短期政績考核的問題，建議延長國有創投機構負責人任期，實行任期目標責任制而非年度考核。比如，設定一個5—10年的考核周期，以所投項目的成長情況、對產業的帶動作用等綜合指標評估績效，而非僅看單年收益。同時，引入外部監督委員會確保考核客觀中立，避免因為行政升遷需要而過早撤換管理團隊。對于確實表現優秀、長期服務的基金經理，給予晉升激勵或更大資金池管理權，以此留住人才、激發動力。
克服“求穩避險”心態與行為。應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化解國有資本中普遍存在的“求穩避險”“不犯錯即盡責”的心態障礙。建議探索建立“容錯免責+正向激勵”并行機制，對國資風投機構在支持高風險、長周期科技項目中出現的非主觀失誤予以免責保護，防止基金管理者因“責任不對等”而主動回避創新性投資。同時，對成功投資早期硬科技項目、推動技術突破的國資團隊應設立專項獎勵基金，納入長期激勵范疇，實現從“防風險”邏輯向“容風險、爭突破”的導向轉變。唯有通過政策層面的容錯糾偏，才能真正激發國有資本在AI前沿創新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提高專業化水平。國有基金應該更加重視人才和專業能力建設。可以從市場上招聘有國際視野和成功投資經驗的職業投資人進入國有基金管理層，打破論資排輩的用人機制。對于重大投資決策，建立投委會制度，吸納技術專家、行業顧問參與論證，避免決策視角局限于官員出身者。對于一些專業性極強的細分領域基金（如AI芯片基金、AI生物醫藥基金），甚至可以考慮交由市場頭部機構托管或合作管理，通過“招商選資”的方式，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做，而政府主要負責監督方向和防范風險。
通過上述改革，國有資本有望更有效率地被配置到AI產業中，并帶動全社會資本投入。同時，國有創投機構自身也能實現市場化轉型，在支持科技創新的同時實現保值增值，形成良性循環。
增強民間資本信心，通過立法保障民企和企業家合法權益
營造公平競爭環境。政府應繼續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平等對待各類所有制企業。在立法和司法層面，強化對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人身財產安全的保護。完善相關法律，明確政府部門和國企不得濫用行政力量干預正常的企業經營活動，不得以不正當手段強行入股或干涉民企決策。一旦發生此類侵權，追究責任人的法律責任。通過實際行動消除民營企業對政策不確定性的顧慮。只有當投資人相信其所投民營公司能受到法律充分保護，他們才敢大膽投長期項目。
建立穩定的政策預期。對于AI產業相關的監管政策出臺，要充分征求行業和企業意見，預留緩沖期，避免“一刀切”式突然轉向。比如，數據安全、算法治理等新規，應給企業整改和適應時間，并盡量細化規則減少模糊地帶。這將減少投資者對政策風險的擔憂。同時，政府應保持政策的一貫性和連續性，不朝令夕改。可以考慮通過全國人大或國務院發布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長效法規或白皮書，以國家法律文件形式鎖定對民企的支持承諾，為市場提供可信預期。
降低民間資本準入門檻。在金融領域，進一步放開對民間資本進入創投行業的限制。鼓勵民營企業和有條件的個人設立產業投資基金，簡化備案流程。發展天使投資人網絡，給予天使投資稅收抵扣等優惠，吸引更多民間資金投向早期AI項目。同時，規范發展股權眾籌等新型融資模式，使小額民間資本也能參與分享AI創新成果。這些舉措都有助于激發民間資本的投資意愿和信心。
防止短期逐利行為，培養耐心資本，鼓勵長期投資
倡導長期主義投資文化。監管部門和行業協會應倡導“長期價值投資”理念，鼓勵VC/PE將考核周期拉長小樹屋，淡化單年度業績排名。對基金LP給予引導。例如，對愿意將資金鎖定更長周期（如10年以上）的LP給予稅收優惠或政策便利，從資金源頭減少對短期回報的壓力。可探索設立專項長期基金支持基礎研究型創業。例如，政府出資部分承擔風險，吸引社會資本共同成立“AI基礎創新風險投資基金”，存續期可設為15—20年，鼓勵更長時間內退出。
調整激勵機制。對于投資于AI早期項目且長期持有的VC機構，政府可給予跟投支持或投資損失補貼。同時，對那些頻繁“短進短出”的逐利行為加強行業自律和信息披露，防止惡性炒作項目估值。資本市場可以考慮推出長期投資獎項或榮譽，對成功支持長期研發項目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投資人給予表彰，提高業界對耐心資本的認可度。
穩定投資者情緒與預期。為遏制“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式非理性波動，建議構建多層次投資者預期引導機制。由主管部門定期發布AI產業發展路線圖、風險提示和技術趨勢報告，增強市場的中長期可預期性；加強行業協會、智庫與獨立評級機構的引導角色，發布第三方項目評估報告與情緒指數，降低“跟風”投資沖動；加強對媒體時租場地和輿情平臺的正面引導，防止短期“爆款敘事”對投資行為產生扭曲性影響，從而在全社會層面形成理性穩健的投資文化。
設立專項基金支持非共識項目。政府可牽頭聯合社會資本成立“未來AI創新基金”，專門投資像DeepSeek這樣技術路線非共識但一旦成功可能改變格局的項目。基金管理團隊需要有卓越的技術判斷力，敢于押注“冷門”賽道。對這類基金的考核應更加注重長期影響力而非短期回報。通過專項基金，把那些傳統VC不敢投的前沿項目納入支持范圍，加速催生更多像DeepSeek這樣的企業。
引入國際風投人才，提高風投業對科技創新的理解和支持
吸引海外投資機構和人才。中國AI產業規模巨大，但創投領域的國際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間。應鼓勵全球頂尖的投資機構、科技背景投資人來華開展業務或合作。放寬外資VC進入中國市場的限制，提供優惠政策吸引其在華設立人民幣基金，參與本土AI項目投資。通過與世界一流機構的同場競技與合作，本土VC可以學習先進的投資理念和技術判斷方法。同時，引進具有國際私密空間經驗的風投人才和專業投資人加入國內創投團隊，包括在硅谷、倫敦、新加坡等地擁有豐富經驗的VC合伙人、跨國科技企業的投資經理等，這些人才既懂技術又熟悉中外市場，能為國內機構決策提供獨特視角。借鑒華為、騰訊、阿里巴巴等企業的發展經驗，中國在推動AI產業發展過程中，應以更開放的胸襟，歡迎所有愿意投資中國、理解中國市場、具備專業能力和合作意愿的友華人士。無論其國籍、族裔或文化背景，只要能夠為中國科技產業注入長期資本、先進理念和全球資源，都應成為積極吸納的對象。這種基于價值認同和專業互信的國際合作，將更有利于構建面向未來的多元化創投生態。
加強國際交流。政府和行業協會可以搭建國際創投合作平臺，舉辦全球創投峰會、科技投資論壇等活動，邀請國外知名投資人、科技企業家與國內同行交流分享。鼓勵國內投資機構走出去，參與硅谷、西雅圖、新加坡等創新高地的項目路演和投資。這有助于國內風投了解全球AI前沿動態和產業趨勢，避免“閉門造車”。同時，可以考慮聘請國際顧問參與國家或地方產業投資基金的咨詢委員會，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全球視野。
優化簽證與居留政策。推出創業投資類人才的特別簽證，簡化審批手續，對在中國長期工作的外籍投資人才給予居留便利。在子女教育、稅收待遇等方面提供支持，解除其后顧之憂。這些措施將增強中國創投環境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便利國外風投人才來華工作生活，進而提高整個行業專業水平，更好地服務于AI等高新技術領域。
借鑒美國經驗：風投在AI企業成長中的關鍵作用，助力初創企業在巨頭夾縫中突圍
美國AI領域的創新生態有許多值得借鑒之處，特別是風險投資如何在科技巨頭與初創企業之間發揮“生態潤滑劑”與“護苗人”的作用。OpenAI、Anthropic（Claude的開發公司）等從初創階段成長為行業領導者的過程中，得益于良好的風投環境，以及與大企業之間復雜但相對平衡的關系。中國若希望在AI領域孕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初創企業，需鼓勵本土風投力量的專業化發展，并構建制度環境，促使風投在大企業與初創企業之間形成“緩沖區”和“賦能器”的角色。
具體措施包括：鼓勵風投引導型的戰略投資，而非控股收購主導型投資； 構建風投保護型的知識產權與競爭秩序保障機制；支持由風投驅動的獨立創新實驗室和AI企業孵化路徑；提升大企業在AI領域投資的透明度與風投參與度。
通過這些舉措，構建一個“風投+巨頭+初創企業”三位一體、相互促進的AI創新生態。風投在其中不僅是資金提供者，更是制度博弈的參與者和創新環境的維護者。這種生態將有助于中國AI產業保持高度的技術活力和市場競爭力，避免創新火花在巨頭陰影下被過早“扼殺”。
結論
風險投資在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歷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從早期點燃創業之火，到中期澆灌獨角獸企業的成長。然而，隨著AI產業進入新階段，傳統創投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顯現。面對國資與民資失衡帶來的活力不足、“一哄而上”引發的泡沫和動蕩、短視逐利限制基礎創新投入等問題，必須與時俱進，優化風投生態體系。
通過分析可以看到，解決之道在于堅持市場化方向與強化政策引導相結合：一方面，要進一步市場開放和法治保障，提振民間資本信心，吸引全球智慧融入，營造公平競爭、百花齊放的投融資環境；另一方面，要有針對性地運用政策工具，引導資本投向國家戰略需要的領域，約束過度逐利行為，鼓勵長期耐心陪伴創新。
中國正在從“互聯網紅利”走向“科技硬核創新”時代。人工智能作為新質生產力的代表，需要巨量資本長期投入，也需要資本更聰明地投入。只有當風投機制更加健康成熟，資本供給更加匹配創新需求，AI產業方能走得更穩、更遠。借鑒國外經驗和本土探索，有望建立一個“三層資本”協調、長短期兼顧、本土與國際融合的創投體系，持續為AI創業者輸送源頭活水，助力中國在全球新一輪科技競爭中搶占先機。
展望未來，隨著相關改革舉措落實和投資者理念轉變，中國風投業有能力在支持AI產業實現質的飛躍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資本與創新將形成真正的“雙向奔赴”，共同譜寫中國人工智能產業蓬勃發展的新篇章。
（作者：袁冉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